哲学系“四史”教育系列讲座——“四史”教育中的历史神圣重建

2020年6月23日晚，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四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第二场在“腾讯视频”云端举行。本次活动特邀上海市委讲师团“四史”专家宣讲团成员、我校历史学系瞿骏教授做了题为“‘四史’教育中的历史神圣重建”的主题讲座。哲学系师生党员、专任教师、入党积极分子、党章学习小组成员以及思勉高等研究院的师生党员一百余人聆听了本场讲座，讲座由哲学系党委副书记武娟老师主持。

讲座伊始，瞿骏教授首先解释了什么是历史的“神圣性”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谈论历史的“神圣性”。首先我们要区分神话与神圣，中国文明中相对缺乏宗教神圣，但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神圣。这种历史神圣对我们反思今日建制化的历史研究方式、客观化的历史书写状态均极有帮助。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正是要在人心当中以史为依托，建立起各种基于神圣性的普遍认同，而要在“四史”教育中重建历史神圣，则既需要讨论“四史”与中国文明史的关系，也需讨论“四史”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定位。

接着，瞿骏教授详细讲授了“四史”与中国文明史之间的关系。若用“专制”“腐朽”“黑暗”“缓慢”“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等词汇来定位“封建社会”，定位中国文明史，虽也道出了中国文明史的一部分特点，但是也会就此陷入20世纪初年欧美列强把“中西之别”悄悄转换成“古今之别”的重大文化危机。瞿教授认为，我们应当跳出“古今之别”的窠臼，转而以“中西之别”看中国文明，所见相当不同。在“中西之别”中，中国文明的历史书写可喻之为一个音乐家的专辑，西方文明的历史书写可喻之为一个网球手的传记。网球手传记中记录的进步点滴与辉煌时刻在音乐家传记中可能全无踪迹，但这并不妨碍音乐家传记中也有属于音乐天才自身的进步点滴与辉煌时刻。因此我们应重申审视我们这些沉甸甸的“过去”。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正是这艘古老“大船”载着我们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曾几何时，这些“过去”被称之为“历史包袱”，但即使是“包袱”，也不必一定全部“卸之而后快”，否则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传承就无从谈起。

然后，瞿骏教授带领我们回顾了中国的近代史，并对如何判断一个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成功”与“失败”进行了反思。瞿教授认为，这取决于笼罩在这个世界的秩序，近代中国之“沉沦”虽然具体表现在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但最为可悲的“沉沦”却不在于此，而是表现在经过了自1840年起60多年被侵略的痛苦历程后，到20世纪初中国自身尤其是在一部分读书人中开始流行起“沉沦”不是列强侵略的结果，而是列强不得不以战争的方式将腐朽老迈之中国带入“文明”的论调。而这一现象一直到五四时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才有根本性改变。因此，瞿骏教授认为，若要回答为何“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应先从中国近现代史“沉沦”与“荣光”辩证统一的角度来分析为何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没有停留在“解释世界”，而是走向了真正的“改造世界”。

最后，瞿骏教授强调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如何在中国史的整体视野里培养具备“四史”基本常识的国民。二是如何在中华文明传承和世界时空比较的双重维度里，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只有讲清楚这两个重大问题，新的历史神圣感才有可能凭借“四史”教育顺利地建立起来。

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们也分享了自己的体会。哲学系主任陈立新教授非常赞同瞿骏教授关于中国历史神圣感的判断，提到中西、古今问题对于近代中国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与我们自近代以来的历史境遇是分不开的。由于历史传统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特别是重大转折关头，皆发挥出建设性意义，今天加强“四史”的学习和教育非常有必要。朱承教授谈到本次讲座虽然是在讲“四史”，但却并没有局限在这里。我们今天关注这个问题，其实是在思量中国在近代以来世界之中的定位。研究历史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构建历史神圣感，这也就是历史的建设性作用。

文/郭冰洁

部分学生感言:

袁传志：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瞿骏教授的讲座从“历史的神圣性”切入，阐释了神圣性与“四史”之间的关系。通过聆听瞿骏教授的讲座，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中的许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打破了自身固有的一些偏见，收获颇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四史”不仅要聆听，还要主动学习，主动思考，化对“四史”的学习和思考为复兴中华文化的行动。

任天星：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正是撑起今天中国的四个擎天巨柱，它们既是中国不断前进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也是中国思想与精神重建的现实基础与理论准备。尤其是在面对日益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式下，这些更是为未来的发展提供着宝贵的经验。 

李泽栩：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思考历史，对待“四史”教育，不仅要清楚的看到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沉沦”和“荣光”，更要从中汲取中国之精神、中国之智慧，对一切史事的取舍、褒贬、详略都力求合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在赶超西方现代性的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总结历史教训，辩证地思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如何在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开新机。中国以和平而非革命的方式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以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引领人类新型文明，构建中国乃至世界政治与社会的新图景。

文杰：瞿骏教授关于“四史”的介绍和阐发深入浅出，很能引人思考。特别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该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眼前。“中国的方案是什么”，“中国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不仅关于中国的每一个人，也关系到世界的格局。中国方案当然是适合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只有生长在本土社会之上的道路才是真正值得走的。应当说，本土方案并不是与西方方案对立的，它理应包含和借鉴西方先进的一面，吸收并转化它。但在逐渐形成我们自身方案，自身道路时应警惕对西方思想的盲目套用、化用，以西释中，以西为本的想法都是应当摒弃和撇除的。总之，中国方案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自己的方案，它骨子里和本质上都是地地道道中国的，而外表上并不拘于一种单调的表现方式。

陈洋洋：学习“四史”的前提是我们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历史，而瞿老师的报告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瞿老师从中国历史具有神圣性出发，提出从古今之差到中西之别的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而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与西方文明的区别，指出西方文明不是中国前史的未来方向，而是各自发展，和而不同。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正是中国历史有其独特的神圣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通过和平共处的方式构建。马克思提出通过革命的方式关怀一切受压迫人民，解放全人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通过和平共处的方式使人类和谐共生。中国历史的神圣性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中国具有极大差异的民族团结起来，使中国维持几千年而不分裂。同样，对于世界各国而言，中国历史沉甸甸的过去并不全是糟粕，其精华在于能够保存差异，和谐共生，而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证明。

闵超琴:世界面临着百年之大变局，中国在世界中正发挥中中国作用。瞿教授分析了中西的一些思想上的差异，也启示我们中国正处在上升的阶段，但也告诉我们国家和个人都应该脚踏实地，保持谦虚，牢记历史，勇于承担挑战。对于各民族，都应该采取包容的态度，在坚持自我的立场基础上，求同存异。中国也应该从世界视角多去反思借鉴，做出表率，深入学习了解中国的历史。

吴陈浩：新中国历史合法性的研究不可局限在西方史学的地区研究框架下。科玄论战、五四运动至今，以西学为高的学术“辫子”仍有余毒。合法性的溯源，应在横向研究的基础上，往前史寻找后来之势的根由与苗头。即西学之传播而言，以实证为特征的史学也并非在近代凭空而来。如何建立一种历史的合法性，不应忽视于中国历史的纵贯中找寻内在的逻辑。

王梦寒：随着文化自信四字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延续得到了更多青年人的关注。历史不再是课本上与己无关的遥远的时期，而变得越来越鲜活。它不再仅仅是纸上井然有序的文字排序，且增加了更多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来自于历史担负了评价人之善恶事之对错的重大责任，来自于书写历史的那群史家的秉笔直书。作为一名党员，我们应去了解中华历史，吸取史事中的得与失，了解我们的国家，了解我们华夏儿女的奋斗史，让文化自信深深植根在我国的历史中。

范文雨：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不应该把历史简单地等同于史料的堆砌，而应该从真实地历史演变的长河中进行反思。我们同样不能仅仅认为历史是阶段式的，也应该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发展脉络。通过学习中国的古代史和近现代史，我们能够明白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

陈云度:为什么西方侵略者始终没有在真正意义上使得中国沦为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是有伟大的革命传统和优秀文化遗产的民族，能够很快地领会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成果。”在中国近代的思想家那里，既对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能够做到创造性的转化，又能对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有所吸收，这都与我们民族自身几千年来优秀的传统不可分割。

钟翠琴: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破除那些偏见、歪曲，去了解真实的历史，并在了解了真实的历史的基础上，去发现、挖掘和建构善与美，这也是我对瞿教授所说的“历史神圣性”的理解。换句话说，历史教育，也是一种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我们学习历史，应当传承真善美。 

李佳佳：历史在人心之中具有神圣性和永固性，好的历史是需要褒贬的、有详略的，有取舍的、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里面应该有一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历史变化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要考虑到过去的状态。不同时代的关键词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关键词也是需要审慎去对待的。比如落后，但是这个落后是具体哪一方面的落后。我们应该以谁的尺度谁的标准来看对方。西方历史中的进步并不是我们一定要亦步亦趋的去孜孜以求，我们也可以看看自己本身有什么进展。我们或者自己也有很大的进步，在我们看来西方似乎也有很多的弱点。中国近代最适合比较的对象应该是土耳其，清代中国人口达到四亿，当时自然经济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市场的发展，在人心当中会对商业进行鄙视，但是并不是现实中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