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和林，教授，中共党员，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学专业退休教师，他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情感。

不堪回首的“恐怖时代”

      1930年，盛和林出生于无锡西部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村民世代耕作稻麦为生。当时，中国大片土地被日军侵占。盛和林七、八岁开始懂事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着母亲逃难，但有时消息不灵，便来不及逃。日军入侵时烧杀抢奸、无恶不作，他们用竹竿打抓农民的鸡，剥皮煮食；又挨家托枪砸门，寻找“花姑娘”、抓青壮年。盛和林曾在外婆家亲眼看到一个被传言是“新四军的”农民被日军用刑“老虎凳”，后来有人给翻译塞了钱，才免于一死，但农民腿已伤残。当时镇上日军驻军附近有个叫“立大坟”的荒地，成了枪杀中国人的场所，几乎每月都能听到杀人的枪声。

难以温饱的“困苦岁月”

      日本投降后，大、小军阀割据，治安混乱，富人怕强盗抢劫，穷人怕小偷偷窃。那个时代，民房外墙多用泥浆嵌缝不规则的山石堆砌而成，小偷入室掘壁洞非常容易得手。解放前的农民，世世代代保持传统的耕作习俗，需靠天吃饭。尽管苏南地区素有“鱼米之乡”之称，但水、旱、病虫灾害也时有发生，歉收必然挨饿。因此，农民即使在丰年也很节约，毕竟这在当时是农民对付贫困的唯一手段。那时的农民每家每户每年都会腌制几百斤咸菜，平时二稀一干，晚饭为省粮食常喝麦糊（即烧开水后加入面粉调成糊状）；遇上歉收年，粥也喝不上，不得不以野菜、紫云英、牵牛花之类加点米粒或麦面充饥。由于缺油少粮，老百姓不一会儿就饿了，所以大人们为了让孩子们吃饱，唯一的办法是稀释，让孩子多吃点。但越稀越易饿，越饿越会拼命吃；那时农村的孩子们肚皮都是鼓鼓囊囊的，盛和林也不例外，但这些大肚皮不是饱出来，而是饿出来的。

      农业的落后，加上金融“割韭菜式”的剥夺，使得农民经济雪上加霜。由于交通银行、中央银行等发行的法币不断贬值，农民为了防止贬值不愿将其留在手里，需要买点油盐柴米之类必需品或添置农具、新衣时，用“以物换物”的方式卖掉鸡蛋、鸡、及蚕茧、稻麦等来抵挡法币的贬值。后来出现金圆券，但金圆券贬值速度比法币还快，一斗米的现金隔一夜说不定只值三升五升了。盛和林回忆他曾用米袋背过一袋金圆券去学校交伙食费，但后来学校也拒收现金，所有费用以大米计价，只收大米。幸亏有着小学文化的父亲为做白色花边刺绣生意（教农妇在农闲期绣白色花边）的老板记账和收发货，每月可有6-8斗进账。地方军阀也来一招——发竹筹币，将大小不同的竹片上烙上几元几角的碳印（像老虎灶买开水的竹筹）作为地方流通币，军阀来后发行一套，败走时废筹一堆，竹筹币虽然不是大面额，但也让百姓怨声载道。

      农村本就落后贫苦，加之社会不安定、货币贬值对农民的不断抽血以及地方军阀掠夺性发筹，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当时，盛和林的父辈少有读书人，村民文盲居多，其父亲小学文化，而母亲目不识丁。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由于贫困，农民小病到庙里拜佛、抽签、吃香灰（也许心理作用，有时也见效）；重病则靠天。偶尔有背着药箱的江湖郎中走村串巷，但医术有限，甚至还有行骗的。而最让农民感到害怕的是炎热夏季的瘟疫――瘪罗痧（即现今的免疫性霍乱），患病后死亡率很高，农民患上了就只能听天由命。当时农民的寿命普遍不长，盛和林的祖父40多岁过世，外祖父50多病故，他的姐姐出生几个月后就夭折了。

接力奋斗的“美好未来”

      1949年4月，苏南地区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艰苦奋斗，以2100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盛和林于1949年12月加入共青团，1950年高中毕业后，由土改工作队介绍到本乡一所私立学校任教，一学期一石（150斤）大米。为了补充紧缺的中学师资，1952年盛和林经无锡县选送至华师大专修科学习，这也成为其命运的转折点。1954年3月盛和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留校任教，1956年被派送东北师大苏联专家举办的动物生态学研究班学习，1958年回师大任教直至1995年退休。

      盛和林教授感慨道，“我今年已过90岁，前20年体验了病夫式的乱世生活；后70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长，过着节节攀升的安居太平日子。国家一步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往，仍历历在目。”在党的领导下，他以毕生的精力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同时，盛和林教授也希望国家的新一代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创建后一百年的辉煌，为全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和平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