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供给侧改革是什么？

中央四次提及“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近期中国经济领域谈论最为火热的话题。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两次提到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末，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到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一经济学术语高调而频繁地出现于高层各类会议之中。那么，供给侧改革到底是什么呢？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源自经济学界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利用，所以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最典型的供给学派理论是萨伊定律，它认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例如人们生产商品后会消费一部分，剩余的部分拿到市场上与他人进行交换，所以不会存在生产过剩。因此供给学派认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刺激生产上。

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供给学派占据主流地位，各国的经济政策也更关注生产。但大萧条时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局面，这是供给学派难以解释的，于是凯恩斯主义提出的经济有效需求不足、应该刺激总需求的观点开始盛行。到了20世纪70-80年代，美欧等经济出现高通胀、高失业的滞胀，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相违背，供给学派又占据了主流。由于凯恩斯主义是见效非常快的逆周期调节工具，滞胀过后，各国政府经受不住“诱惑”，凯恩斯主义观点又开始大行其道。

从实践看，减税和减少政府对经济生产的干预是供给侧改革的典型做法。美国和英国都曾在上世纪80年代面临着经济滞胀问题，美国采取的里根经济学和英国采取的撒切尔主义均采用货币主义观点紧缩货币，也采用了供给学派的结构性改革。里根经济学侧重减税，撒切尔主义更侧重国企私有化。尽管中国当前所处时期和面临的形势和当时有所不同，但英美经验仍然有值得借鉴之处。

二、“三驾马车”淡出，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

11月10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会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虽然只是简单五个字，但背后含义丰富，这或许意味着经济治理思路出现重大转变。习近平表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提及“供给侧改革”

 有分析认为，政府关注点从管理总需求转向管理总供给，这也意味着“三驾马车”概念慢慢淡化，“供给侧改革”或将成为十三五期间经济改革的重心。

其中市场是否出清是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的核心区别。需求侧管理认为市场无法出清，因此需要采用政策刺激的方式来恢复需求，而供给侧管理则认为市场可以通过价格调整等方式来自动出清，当前产出可以自动回归潜在产出。例如，假如现实运行中某行业存在了所谓的过剩产能，则需求侧管理认为需要通过种种政策手段刺激社会需求，令需求扩张去迎合现有产能，而供给侧管理则认为需要通过价格、产能整合、淘汰等方式来清理过剩产能，因为“过剩”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从目前政府推出的种种政策不难看出，供给侧的管理手段在陆续推进，包括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简政放权、鼓励创新创业、放开全面二孩等等。“本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明确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未来的经济政策将把主要精力放在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可能更多只是托底性质的而非未来政策的重心所在。”董德志表示。

三、供给侧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

11月18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会议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向作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货币政策失灵的根源在于当前中国企业部门过度负债、产能过剩的现实。给定这一现实，货币宽松并不能刺激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只会推动资产价格膨胀。

2015年以来，央行已5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超过2万亿人民币，但经济颓势难改。无论是2009－2010年的“四万亿”，还是目前的投资刺激，均收效不佳。这表明，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冲击，而是中长期的、结构性的、内部的压力。刺激政策对前一种情形或许有效，但对后者却束手无策。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央提出加强供给侧改革，体现了对当前经济问题的准确判断。中国面临的问题显然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国民蜂拥到日本买马桶；一方面国内奶粉行业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澳洲、德国的奶粉被国人买得断货。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缺陷：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一些行业过度投资过度发展；政府管制太多、法治薄弱，严重抑制了创新活动，减少了有效供给；中国企业普遍停留在低成本竞争阶段，中国目前的供给现状是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无法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结构。

对于供给经济学的适用性，马云做了非常深刻的阐述：“中国经济前30年，加大基础设施、出口，这是政府拿手好戏，银行的钱掏出来。消费，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那是企业家的本事，那是创新的体现。我们要用观念去不断打开这个消费和内需拉动的东西，这一定是企业家的作用。未来20年到30年，中国必须以消费拉动，而消费拉动一定是企业家。”

供给侧改革在各行业中的应用

（一）传统产业升级再提数字化，工业电商望升温。

在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培育新供给新动力的24条措施中，对于传统产业方面，文件提出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推动轻工、纺织、食品加工等产业转型升级，瞄准国际标准和细分市场需求，从提高产品功效、性能、适用性、可靠性和外观设计水平入手，全方位提高消费品质量。实施企业技术改造提升行动计划，鼓励传统产业设施装备智能化改造，推动生产方式向数字化、精细化、柔性化转变；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改造，推行生态设计，加强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支持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引导制造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增加服务环节。实施工业强基工程，重点突破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瓶颈。加强计量技术基础建设，提升量传溯源、产业计量服务能力。健全国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市场应用机制，支持企业研发和推广应用重大创新产品。其中提及传统行业数字化发展，望成为后期传统工业转型的动力。

在专家看来，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大宗商品贸易风险激增等因素的作用下，传统大宗商品生产企业及贸易商迫切需要信息化升级及采销网络化。经过互联网改造后，大宗商品交易能够迅速打开市场。

（二）让供给变得有效，促中国旅游业发展

一方面，中国旅游业虽有36亿人次的国内市场和超过1亿人次的出境游市场的庞大规模；另一方面，中国旅游业又存在着普遍的“供给抑制”。强制购物、零负团费行业怪胎从传统旅行社时代，延伸到线上OTA企业；万元大虾、游客导游摩擦等现象频频发生，甚至到香港旅游竟然被围殴致死的极端案例。充分体现了中国旅游行业产品过于单一、优质产品供给不足的现实，低价竞争成为行业绝大多数企业的主要流量和拉客手段，中国庞大的旅游消费需求与有效供给的矛盾，依然成为中国旅游业产业与服务品质升级的主要障碍。

旅游行业要实现产业破局，未来只有从供给侧着手，以“以市场为主导力量，减少行政干预、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增加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改善旅游服务质量，对不合理低价予以坚决有效打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游客“玩得起、玩得好”的问题。从这个层面来看，供给侧改革或将从根本上重构中国旅游业的面貌。

关于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旅游营销，供给侧改革到底怎么改？

第一，消化旧的供给。对于过去高速扩张形成的过剩产能，要调整产业结构，有效化解。第二，升级当前供给。国人海外抢购奶粉、手包、化妆品，甚至马桶盖，国人出国旅游、出国留学的热潮都表明了我们国家需求侧不缺乏消费力，缺乏的是有品质的供给（产品和服务）。第三，培育新的供给。当前，我国的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农村消费等重点领域消费结构升级明显加快，供给侧也应加快形成新的投资，培育新的供给，满足新的需求。

（三）房地产供给侧改革六个方向确定，养老地产等将成主要需求。

21世纪宏观经济研院认为，要给“高烧”的经济系统降温，去库存，要力推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而力推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的根本是分割开房地产领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毕竟政府占用房地产生产要素最多。具体来看：

第一，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大地方政府负债管理和政府融资体制改革、弱化地方政府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程度，遏制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获利行为。第二，加快设计系统的房地产税种，对房地产的建设、交易、持有的各个环节，充分利用税收的杠杆作用进行调节，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的出现，使房地产回归消费产品的属性。第三，预期降温，中国需要有限市场化的房地产管理模式。让中国房地产回归消费品角色、弱化其资本属性，强化房地产行业的福利性质、弱化其盈利性。第四，启动房地产资源普查，包括当前的住房库存、分布，以及闲置情况，基于供应端和未来住房的需求，来确定房地产的供应。第五，优化用地结构，一方面大力盘活低效利用建设用地，包括农村建设用地存量；另一方面，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优化用地结构，更好的满足新产业新业态、新消费新投资的项目用地需求，降低新业态的用地门槛。第六，力推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建造适应农民居住的房产，降低农民进城购房的门槛。

21世纪宏观经济研究院认为，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并非是忽视需求，而是根据真实需求创造有效供给。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的要求是通过法律和制度的完善，将房地产的生产要素引向需要的发展的地方去。相比之下，养老、物流、绿色建设、科技等未来的新型业态将成为房地产的主要需求方向。

编辑：本科生党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