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发展中问题”与“体制性问题”的根本区别，是体制性问题不能依赖发展解决
2.反腐不是一场战役，也不是一次运动。一定要让人民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腐败
3.吸取薄熙来事件教训，从法制上改变地方党委书记独揽大权不受制约的状况
4.从改革路线图看，习近平时代改革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上

    十八大报告给习近平时代预留了哪些施展空间？
    有些专家解读十八大报告，指出一些不足。这也正是为新领导集体施展拳脚留下的空间。比如，对形势和问题的判断，危机意识和反省能力比较欠缺。十八大报告对我国国情的判断，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一判断仍沿袭1956年中共八大的提法，就没有依据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变化与时俱进，加以更准确的表述。目前理论界较为普遍认同的、也是有实证调查佐证的，应当突出对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的不断增长需求；对民生社会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平衡发展的需求，而不能以现代化建设初期一般的物质文化需要所能表达。社会建设领域“民生需要”的满足，和政治建设领域“权力腐败”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期待和基本共识。对这样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的问题，照说应该纳入到十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表述之中。这个缺陷，习近平同志在会见中外记者的讲话和在新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话加以适当弥补了。
    再如，十八大报告把目前存在的问题看作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通过深化科学发展，就可以解决，而没有从体制性的内在冲突和矛盾以及基于大众的切身体验来思考和认识。其实，“发展中问题”与“体制性问题”的根本区别，是体制性问题不能仅仅依赖发展本身来解决，体制性问题带有内在结构性矛盾，必须靠整体全局的体制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来解决。
    经过30年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区域发展的差距拉大已经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这就提出“两个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共产党领导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地方发展的多元化、不平衡与一元化中央集权体制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把手集权体制”导致政治腐败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放大，以及“一元化大一统集权体制”导致的对地方、下级多元化创新发展的遏制，这两大问题所造成的政治经济体制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实现。这就必须更加重视把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和民主法治原则，贯彻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中去。只有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和科学民主法治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资本创新竞争机制的有机结合，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等根本问题上消除这些已经显性化的体制性弊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性问题。
     总的说，对体制性问题认识不足，是主要问题所在。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不是一般经济领域的腐败，而是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教育腐败，这是体制性的腐败，不从体制着手，反腐败也只能是揭发一个，清除一个，又长一个，循环往复，不能除本。近日，河南省交通厅长贪腐二千多万元被判无期徒刑，是近年来河南省交通厅第四任前赴后继的腐败厅长了。这很典型地反映了体制性腐败的顽固性，和治标不治本的复发性。所以，我们要非常重视体制性问题，大力推进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体制改革。
    应当看到，党政不分的体制，两套系统公务员膨胀，行政财政挤占民生财政太多的问题；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农民工与市民矛盾，城乡之间矛盾，贫富差距拉大矛盾问题；一把手专权失去监督，造成公权私用、公务员家丁化、官员家属财产集聚化的问题，等等，这些体制性问题造成的危险，我认为要比精神懈怠、能力不足的危险更加危险得多。
     大家对十八大后新领导集体的迫切期待，就是凝聚改革共识，重造改革动力，攻坚克难，全面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体制改革。如何解决发展带来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惩治腐败，如何在经济增长之后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建设美丽中国，这是中国下一个10年要做的事情，是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最棘手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将主导未来国务院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克强，11月21日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他的重要讲话传达出深化改革的新信息。李克强谈改革体现出强烈的改革意识，在谈到改革方向、改革方法上，也具有非常深入到位的认识。他明确指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改革的主要方向，强调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
     这抓得很准。“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提出几个具体问题改革了：
     1）要进一步界定落实农地产权。不仅把土地承包权界定给农民，还应该包括将土地各项使用、转让的权利也交还给农民。近年来征地纠纷引发大量上访和群体事件，就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城市面积大幅扩张的背景下，农民没有农地转让权，因而不能合理分享农地转为工商业用地收益的结果。
     2）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企对资源、资金的垄断问题；保证民企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3）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4）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缩减项目审批权，杜绝权力寻租机会。并减少价格管制。目前在很多领域还是存在价格管制现象，这实际上极大扭曲了资源配置，并不利于节约资源和发展生产力。比如城市自来水、居民用电、柴油价格、春运火车票、医生诊疗费、出租车价格，这些都是受政府干预和限制的。
     5）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以上五项就是要求政府弄清楚自己与市场的边界，尽量退出市场，减少参与、干预和管制。
     在改革方法上，李克强主张：“改革要既有顶层设计，又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这里的重点应该是“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他说：“中国这么大，改革不搞先行先试吃不透，这也是我们30年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先行先试当然要探索，探索过程中，要扫雷，要排除荆棘，也可能被荆棘挂住，要有及时调整和纠错的机制。”
     这句话有三层重要含义。第一，中央政府要大胆放权让利，让地方政府能够拥有更大的改革空间。事实上，中国很多成熟和具有深远的影响的改革，都是从一个小地方开始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对外开放引入外资是从深圳开始的。现在，我们一些地方也在很多重要的改革议题上进行试验，比如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温州金融改革，这些都是试点，希望这些地区能做出有益的探索。但是，光有这些改革和试点并不够，我们还有更多领域需要改革，我们还可以在更多地方进行试点。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大胆放权。
     第二，尊重民间智慧，善于总结地方经验。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现在，很多在我们眼前很棘手的问题，其实在民间是已经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了的，就看我们是否能够承认这些民间经验与智慧，并且放手让这些经验得以继续存在和自动扩散。
     第三，促进地方竞争，分散改革风险。改革是有风险的，而如果我们能允许不同地方先行先试，这种风险就会大幅降低，因为即使错了，也只在局部地方出错，而不至于波及全国，更有利于“及时调整和纠错”。尊重地方首创精神，还意味着更加充分和自由的地区竞争。地区竞争对经济发展很有好处，很多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竞相提高开放度，改善行政作风和商业环境，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已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地区竞争的优势与作用。
     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是自2000年以来，中纪委书记第5次与专家座谈反腐。中央就反腐问题问计专家，已成为惯例。主要是借助专家的力量完成制度上的顶层设计，这是取得反腐工作重要突破的关键所在。
     解决腐败问题，是新领导集体所非常关注的问题。明确提出不能仅仅依靠官员自觉，而必须要依靠制度来进行监督。王岐山说：“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目前要进行制度上创新，通过大胆改革和积极探索，整合出一套富于成效的反腐制度。反腐败要靠法治，其中三部法律《重大决策程序条例》、《政务公开法》和《行政组织法》，真正落实很关键。还应该考虑启动《反腐败法》，确立反腐败的整体方针、原则、体制、机制和各种具体制度及其运作的规则、程序，使反腐败工作真正走上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
      要尽快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应是反腐败的突破口之一。从目前看，社会上呼声最高的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这也是国际反腐败斗争已证明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可以将房产公开作为突破口。由于各种隐性收入大量存在，目前，核查官员全部财产和收入难度还较大。房产需实名登记已能够实现全国联网，查清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名下有多少房产，从技术层面不成问题，实施起来相对容易。房产价值高，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来自合法收入，也是发现腐败的最明显线索。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一步到位很难，可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谁想从政，谁先公布。各级领导干部在新提拔前，申报个人财产并核查公示公开，作为提升的前提；对现任的领导干部采取“自报”方式，规定一定时期、一定额度、一定事项，主动自报，进行备案，可减轻处理或不处理，甚至既往不咎；但有病不自报，一旦查出必须给予严肃处理。
      推动反腐的制度化进程，需要有真实的动力存在。这种动力既要求新一届领导人有排除万难之决心；也需要民众积极呼应，与中央一道为反腐提供动力。反腐的动力和制度建设，需要上下两股力量的汇流来实现。网络反腐作为民间反腐力量兴起的标志，如果不能被有效地与制度性的反腐工作相融合，也势必会导致民间反腐斗争的失序。这股崛起的力量，要使它成为推进反腐的稳定动力，切实防止演变成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在冲击腐败官员同时，也伤及了无辜人群。
      反腐工作不是一场战役，也不是一次运动。反腐工作需要一个通畅的反腐渠道，一套有效的反腐制度。这里既需要执政者拥有足够的政治担当，也需要精英主导的制度设计，更需要民间力量的介入。决心能成就一时之效，完善制度方可长治久安。治国先治吏，治吏必从严。一定要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松懈，不敢腐败。
      从改革行进的路线图来看，习近平时代改革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上。也就是说，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一是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要从教育这个起点上实现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二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尽快建立城乡失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三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四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应该建立廉租房、平租房、产权房三级体制，对于平民大众，到处都有平租房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大众就有居住自由了；对于穷人，提供廉租房。其余才是产权房。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以上（目前我国统计为51%左右，实际上多数进城的农民工并未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6万-18万元（月均5000元至15000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40%-60%。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既是社会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其次，要从制度上保障社会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的适度发展，放宽对民间组织的管制。有活力的宗教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该与其充分合作。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比如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等，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中国各种商会、协会、学会、基金会、志愿组织、维权组织、慈善组织等这些社会组织还要进一步发展，政府要推动、协助、保护这些社会组织的发展，重要法律法规并,要完备起来，而不要视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靠经济手段，而不是强化行政手段，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李克强最近强调的要切实解决政府与社会关系所要达到的目标。
怎么看“胡温新政”和薄熙来事件给习近平时代留下的财富？
     2003年底2004年初，“胡温新政”传遍国内外。当时依据的是：组织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学宪法，有依宪治国新理念；废除领导人出访送往迎来的仪式，取消北戴河夏季办公，有平民政治家风度；非典事件中当机立断撤销卫生部长、北京市长，有政治权威的果断；造访各民主党派，有民主政治之风；带领新常委参访西柏坡，有继承革命传统意愿；向中央全会报告政治局工作，有遵守、规范党章新作风；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有思想理论新建树。因此，“胡温新政”一时影响广泛。
     综观这十年，胡锦涛作为第四代领导人的功绩，以下五点是客观存在的：
     一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论。胡锦涛执政之初，就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以此来指导近10年的实践。这样，我国就从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向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转变，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扭转了多年来片面追求生产总值增长的局面，把社会建设、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创新提到议事日程的重要地位，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加快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变革。尤其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保护人权、财产权入宪，是意义重大的贡献。2002年，中国已正式加入WTO，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日益融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2012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2002年的4倍。中国超过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从38%上升到51%，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跃居世界第二，高铁里程从无到全球最长，中国企业开始不断的海外并购，中国居民成了海外旅游和奢侈品购买的主力，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
     二是为中共建立党与国家领导人规范化的退休制度，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胡锦涛从十二届开始担任中央委员，十四大担任政治局常委，驰骋政坛数十年。这次十八大，为了党的事业的继往开来，为了建立更加规范的退休制度，为了让新一代放开手脚，减少老一代人的干政，胡锦涛毅然决然裸退，开创了领导人到站下车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先河。他的高风亮节和理智决策将载入史册。
     三是促进了大陆和台湾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发展。把两岸关系纳入到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胡锦涛做到了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以“四个绝不”开篇，展现了对台原则问题不妥协，不让步；同时积极促进国共两党高层交往，推进两岸经济合作。近期民进党领导登陆，说明了胡锦涛的对台政策和思路是成功的。对台工作的成效，是两岸同胞公认的。
     四是求真务实关注民生，多元化思潮社会形成。这十年，从废除农业税，和普及业务教育免学费，到农民的医疗保险，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普通老百姓感受实惠最多的时期。同时，随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开创了网络监督新形式，推动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变革。互联网、微博等开创了民主监督的新形式，从一定层面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引发了人民思潮的巨变。
     五是切实强化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发展军事科技成果显著。
     诚然，这十年也留下遗憾和不足：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过份强调循序渐进和顶层设计，造成政治体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滞后。二是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进一步深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改革成了口号，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扰乱了经济秩序，滋生了腐败。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绊脚石。三是腐败愈演愈烈，群体事件越来越多，政府的公信度降低。
     胡锦涛总书记执政之初，是有抱负，有思想的人。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创立科学发展观，提倡包容性发展，这些理论有待进一步实施和落实。这正是为习近平时代施展拳脚预留了前进的空间。
     今年二月突发王立军事件，令党内外国内外目瞪口呆。接着牵出薄谷开来毒杀洋人的凶杀案，像一部离奇的电影片。最后薄熙来被宣布双开，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个非常具有悬念和挑战性的案件，显然与两陈案件（陈希同、陈良宇）不同。人们自然而然会提出两个“如果”来：薄熙来如果进入十八届政治局常委怎么办？今后政治局常委中如果出现李熙来张熙来怎么办？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薄熙来事件让我们更有远见地思考，在常人政治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交接班后，怎样加强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和集中，以行使坚强的领导力，正确应对内部的干扰与挑战；同时又要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政见的问题，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与实践。这是现代执政党面临的两大问题。必须从党纪法规角度，一方面给总书记必要的集中权力，比如具有对常委会决定的特殊否定权；另一方面又要允许党内有派，允许常委会内有不同政见之争。这是常人政治时代政治局常委会建设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
     此外，吸取薄熙来事件教训，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说，必须从法制上改变地方党委书记独揽大权不受制约的状况；可用保障和扩大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方式加强对地方党委书记的监督；可以独立的司法来改变各地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书记个人的情况。要保证办理刑事案件的三方主体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按法律规定相互制约，严禁任何形式的合署办公；有必要压缩和分散公安部门权力，提升法院地位，防止公安部门主导法院、检察院行使职权。同时改革司法体制，实现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为此进行配套的改革。法院审理案件必须完全公开；被告人有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必须予以保障，不得变相剥夺。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讲到，关键在人。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了。他还说，关键是共产党内部不出事，就可以安心睡大觉了。薄熙来事件出来，警醒我们党，怎样用人、提拔人，高层应该有怎么样严格的相互的监督，包括对党的政治局常委会成员的监督，非常重要。执政党如果不能铲除潜规则，不能有效防止野心家的产生，不能让最优秀社会精英脱颖而出，不能有效防止腐败，执政党的生命力就会衰败下去。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一上来就面临错综复杂的历史使命，又肩负全党全国人民的热烈期待，真正是：而今迈步从头越，担子重，责任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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